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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days ago
<接上文> 三 夏天在环线上,经常看到一个旧衣破衫卖玉兰花的老妪。烈日曝晒之下的地表温度高达50摄氏度以上,她头上盖一条浸过水的湿毛巾算是遮阳了,左手护一只铝制的饭盒在胸前,上面用湿布掩好,里面会整齐地盛放两排玉兰花。期盼的眼神从接尾的车龙中梭巡,开车人的摇手甚至不屑,她都不会有半点嗔怒。如果有车窗摇下,她会赶忙颠步过去,一块硬币就能换一缕馨香。当绿灯亮起,她又闪到一旁的安全岛,耐心守候下一个红灯。 那花细细长长,会周到地留出半毫米的茎部弯好一圈细小的铅环。悬一朵在车里,清新怡人。做交警的朋友时常告诫,驾驶者的行为,是对交通危险的姑息和纵容。但小小一朵淡雅幽兰何尝不是散发着生活里辛酸苦痛的气息?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愿意拿生命冒险仅仅为去换取微薄的一元?在这里,尊严让位与卑贱,危险相对生存的压力——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每次经过,我依旧会向那老妇人买上一朵玉兰花。拥挤的世界,有谁会去着意关注这样一朵花——凝脂玉中透着微微地黄:纤弱的美丽,坚强地绽放。 蕙质兰心,出谷送香到俗尘,变身一枚小小铜钱供人讨生活。与花比,人别是无心的就好,反叫花取笑了去。 四 在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那里,深处的灵魂极度颤栗,从而引起了花体的突变。花,不再像平时那般美好,所象征的东西也面目全非。他称之为“恶之花”。意味着那些无法讴歌也无法回避的忧郁和理想,城市生活、扭曲、压迫感、叛逆,甚至死亡。也不仅仅是邪恶,而是恶和美的复杂象征。 前日看海岩的新作《舞者》,其中有一段“买妻”情节。女主角被拐卖到公路不通的大山里头,千辛万苦逃出生天。我们当然庆幸漂亮的女主角——一朵鲜花,不至枯萎在物理封闭的野山坳。只是回头想想那个愚昧又善良、可恨又可悲,老实巴交的山里汉子呢?一颗汗珠摔八瓣在黄土地里刨了二十多年,所有积蓄加上借遍全村才勉强凑够人贩子的七千块钱...最后人财两空反背负一身债务的他,又将如何继续他的生活?当文明、道德与更残酷的生存问题直接碰撞,救赎与自我救赎、文明的秩序与悲悯的情怀,人性的天平究竟可以倾向哪一方? 圣经里,基督的救赎总是充满了矛盾和理想。“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佛家的救赎却透着东方美学的恬适与超然。我不确定——恶,是否从外面闯进心里来的?但我相信,此岸花和彼岸花,一定都是从心(芯)里开出去的。 五 ...337 days ago
黄昏路边,常有小贩推着自行车卖花。下班总喜欢顺便带一束回去,养在卫生间里。世人爱花,多爱妆点在厅堂。花是摆了,只是进进出出的余光再难顾及那份千娇百媚地孤独。除却插花入瓶地那一刻,眼睛照看最多的,恐怕还是沙发对面的方寸荧屏。 任是再美好的物事,一旦是自己的,处得久了,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仿佛一件熟悉的家具,哪有心情日日赏玩。莫不如置于囹圄斗室,方便之时,好过“枯坐”面壁。觅得片刻“静坐”相对,花还是俗常的花,柔柔不盈一握,却萧萧不屑尘间——细细想开来,不由横生一种莫名的感动。 一 花开一季好比人生一程。无论闲在山野抑或闹在尘世,锦时须知素心以对,花期开始死亡也便开始了。生命是花,我们爱的不是那娇红艳紫,而是那晓风皎月下的深情舒放。生命如花期,是一个长长地等待过程。花蕊含苞的日子,恰如素年的生命存一颗锦心,须等得、忍得、守得。烦躁了,何妨手倦抛书,秋风丝雨煮清茶?生命不是花,当于寂寞中也能开出花来。 美丽的花,如果一直开下去,就不真实了。世间万物,总是残忍地从极美到极丑作终极呈现。花叶开得倦了,垂首萎形,干瘪发黄的年纪,轻轻碰触便片片跌落满地青春的叹息。友人的韩国妻子惜花,不忍其衰败。于花朵盛开之时取红绸缚起,避开日光,倒悬梁上通风处月余,乃成干花。我见过一次,花形不散,枝叶筋骨刚硬。非饱和的色彩,褪去光鲜亮丽的生躁与浮俗,仿佛添了一层“灰度”,略带怀旧的伤感,很是不错。只是如此土法制干花,须下得狠心,亲手终结一份盛开的美丽,此其一;日日见一缕香魂倒悬于梁上,稍作联想,如何作忍? 落红本非无情物,奈何黛玉之后,再无香冢,足见淡漠的反是人心。花若识语,千年一曲《扬州慢》: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二 仓颉造字,莫非鬼斧神工之笔。 比如这个“蕊”字,想来是何等奢侈?草叶覆盖下,层层叠叠一气竟用了三个“心”。若说花蕊是花的精魄,那人的灵魂该是人心。《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我常作“哀莫大于‘忙’”解。人心死了,可不就合成一个“忙”字?我们孜孜以求的品质生活,纯天然的长纤维埃及棉,白天裁就合体的衬衣,晚上铺成柔软的床单,贴身呵护着城市精英奔走一族品质奢华的荣耀。殊不料,那就是一匹用作古埃及法老的“裹尸布”呀!凡身不自知,所谓“行尸走肉”,莫过于此。 ...427 days ago
如果从来就没有上帝,上帝怎么会死?没有生,何来死。如果有上帝存在,上帝应该是万能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上帝如何会死? 如果这样开始我们的话题,那似乎根本就没办法继续。简单关心上帝本人的生死,只可能陷入康德的二律悖反,只会让地下的尼采再疯一次。“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发疯之前喊出来的,他在20世纪前夜,先知般地预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被摧毁,那么,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要随之坍塌,例如全部欧洲人的道德,这引起了巨大的、连续性的崩溃、毁灭和倾覆,推倒了我们面前所矗立的一切,”(尼采,《快乐的科学》)。 显然,在虚无主义笼罩下,人类和个体的生存都失去了根据、目的、意义。道德价值体系被颠覆,这必然导致“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可以为所欲为”(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恐惧和战栗。所以,“上帝死了”不过是尼采用以概括当年虚无主义的基本命题,其实质就是——信仰的危机。 说到信仰,我们不可避免的将它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宗教是一种信仰,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教科书上,宗教一直被简单的归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无知、愚昧、反科学的代名词。所谓的儒、道、释:儒家对我们的影响极大,但没有对终极问题的回答,只解决社会伦理问题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还不能成其为宗教;道教模仿佛教,发展出了完整的宗教体制、仪式、有固定的场所和神职人员,但“阴阳家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形成了道教……这种有组织的宗教虽以老子为宗师,却与早期的道家哲学毫无相似之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而道教此后以占卜和炼丹为己任,孜孜以求长生不老,早已沦为方术和迷信; 佛教自印度传入东土大唐,千年以来倒是香火旺盛,与传统儒学一番碰撞之后却功利化和世俗化了。佛的本意是觉悟,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佛教异化的结果是,大批没有信仰的人装作有信仰,完全散失了对神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在他们眼里,神是可以贿赂的,烧香、磕头、捐善款就可赐予现实的利益——升官或发财;神是可以玩弄的,祭拜的供品也可以化成自己的腹中物。(倒是不浪费食物。只是,佛祖倘若有灵,看得吃不得,莫不要气死才怪!)或者,被气死(杀死、饿死)的不是神本身,而是人身上的神性死了,我想,这就是尼采不为人知的痛心吧。 ...442 days ago
当它们存在于流逝之外,我们就不再沉默。它们是烫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日子上明媚的刺青,它们冻结时间、陈列历史、展览不被忘却的纪念,纪念那个有关于信仰的年代。 当我们所有关于信仰的记忆已成昨日,当我们的关于理想的叙述开始涣散变得语焉不详,当披头士在歌里忧伤地唱:I believed in yesterday……我们的感情开始流露得有些突兀。当麻木成了常态,生活的意义总结成为无意义,当我们沉溺在个体无意识的呻吟不可自拔,我们发现孤单被放大经久难愈,我们也发现了我们一路走来一路捡拾,却一路丢掉更多。 我们嘲笑诗人,于是我们丢掉了那个年代近似于疯狂的感动;我们依赖网络与电邮,于是我们丢掉了手写信笺与情书的温暖;我们空前的拜金主义,于是我们丢掉了梦想与坚持;我们盲从科技可以改变一切,于是我们丢掉了信念与精神的力量。 我们追求速度,于是我们丢掉了慢,与悠闲的乐趣;我们因为拒绝伤害,于是丢掉了奋不顾身地淋漓;我们用暧昧慰藉孤单,于是我们丢掉了真正的爱情。我们丢掉了怀疑与思考,丢掉了追求真理的执着;丢掉了白衣飘飘的年代,丢掉了纯真与信任;丢掉了勇气,丢掉了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丢掉,我们丢掉的只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向前向前,丢掉的,只是回家的路。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还来不及提问,昨天已经被封印在这些陈列之中缄默不语。它用一种水滴石穿的速度破门而入,迷失在我们光秃秃的记忆森林。 昨天是不带音响没有空调的自行车后座上的姑娘——裙裾飞扬的青春散场。木头吉他上反复吟唱的那些老歌,没有华丽电声,简单的和弦却能拨动柔软心底的颤音。父辈们三大件就可以完成一场婚礼,没有这些那些牌子的粉底腮红——新娘笑起来依然明亮动人。昨天,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永远,虽然没人知道永远有多远。他们也许说不清楚爱情是什么,但是却能坚定地告诉你:结婚——就是永远在一起,过一辈子。 ...519 days ago
看球的人都知道这句话:足球是圆的。(足球可不就是圆的么?不看球的也知道!) 说“足球是圆的”,是极言足球比赛的戏剧性和结果之不可测。但任何事物,正所谓“无方不立”。“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那是老话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临门一脚,来不得半点的投机取巧。 还说:上场一分钟,认真六十秒。(好象还是老话!)。同样是认真,各民族间还有不同。日耳曼人不论输赢、不论比分,总是不急不燥,那钢铁般的意志,都让人自惭形秽,让赢球的感觉自己跟输球的似的,有股子王气。韩国人也认真,仿佛跑不S的马,属于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有股子狠劲儿。所以,德国人的奔驰、宝马能满世界跑,而韩国人的“现代”能在德国人的土地上跑。 其实,平心而论,我们隔壁的小鬼子也很认真,而且还和我们一样“S要面子”。只是小鬼子“要面子”到真的会去S,认真到会切腹自杀。而我们呢?且看6月15号的世界杯预选赛,天津水滴体育场刚刚落下的一幕,即使面对看台上数万球迷——绝望到疯狂地集体喊出“中国队,解散”——我们的国足也不会有哪怕一丝去S的心。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我们“要面子”到刚刚好不会去S。 所以,小鬼子的汽车能在美国本土打败通用、福特,而我们只看到全世界的车都在我们的土地上跑。如此看来,正如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写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今天我又见识了土耳其人的认真。只是这“认真”有点怪,既不似德国人的刚正,也不似韩国人的执拗,比小鬼子少了点偏狭,却多了分挣扎,透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邪行。就像他们的马刀——人家的马刀都是直的,他们偏是弯的,形如新月。或许是新月的光辉淡出我们的视线太久太久,若干年后,重新审视这个曾经雄霸海上丝绸之路、链接东西方文化和贸易通道,斑斓出五彩辉煌的伊斯兰文明的中东古国。土耳其,宛如蒙了面纱的肚皮舞女郎般,风情万种又扑朔迷离,恍惚依稀可辨“一千零一夜”的奇幻和沉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