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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ays ago
甲方出国一个月，五年来头一次享受“若无闲事挂心头”好时节。我不由掰起手指头合计，怎么样做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正事”。 回顾，大概是今年国家的大主题，甲子轮回、史籍群涌。我这个概不问政事、不读史书的人也不由被卷入在这潮流中。而我锁定的是这几段： 1. 春秋战国： 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时代，如何消亡？和欧洲如此相似的一种开端，为何没有走向最终相似的文化和政体？ 2. 16世纪明末： 资本主义在西方刚刚萌芽，国力鼎盛、文化繁荣的中国没能走上同样的进化之路？ 3. 清末民初：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横切，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轮现代化企图，如何评价？ 4. 解放战争： 国共之争，战略战术差异何在，最终导致弱胜强败？ 11月9日《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建国大业》和《勇者无敌》之后，我便开始关注这段国共两党犬牙交错的历史。在这段历史的描述中，我发现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无一例外的“成王败寇”，将研究锁定于解析国民党若干重大决策失误和其败亡之间的关系；而我常常疑惑的是，以蒋介石之智慧看不清中国的局面么，何以没有选择更加明智的道路，一定要逆势而为？是不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有些无法突破的“选择边界”？蒋的主动选择空间到底有多大？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想想，就能感觉到，一个执政党所面对的内外事务，其复杂性和全面性要远远盛于一个在野党。而在野党的矛盾是集中的，强大的外部压力也使其更容易形成内部统一，悲剧感往往和正义和“奋不顾身”一起出现。蒋介石所处的环境内忧外患：国民基础是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却又恰恰处于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的两段战争史之间，这两次战争动荡之间留给他喘息、安稳搞经济的时间不过6年，而在这6年中蒋所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到了抗战打响之前已经初见成效。 书中有一段话，这位学者在研究国民党文献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不知道这样一个历经中国最动荡的二十年的执政者，曾经经历怎样的巨大压力、矛盾和艰难选择。 昆明城市之变迁 和重庆有几分相似。抗日战争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失败，对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67 days ago
再过28个小时，我就要逃离北京了。带着爸爸妈妈去云南，这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幻想。 小时候和爸爸妈妈曾经是无话不谈的，每天放学回家就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一边陪妈妈做饭，一边叽叽喳喳开始说各类见闻轶事，好玩的、伤心的、被批评了、被表扬了、同学摔了一跤、或者全班领养了一只小猫，诸如此类，鸡毛蒜皮。而大学以后，却离他们越来越远，江南那个小小的城市好像在完全不同的时空序列里，虽然温暖但却影像模糊。电话里除了嘱咐我要注意健康、注意安全以外，很少谈论彼此的生活、更谈不上沟通思想。和爸爸的争吵越来越多，我常常觉得他的保守在我看来匪夷所思。而每次争吵以后我都会大哭，不是为一次的争吵，而是为那种让人心碎的生疏。 我常常不知道该如何爱他们。妈妈每每说起我小时候的情形，笑靥如花。分享，这或许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吧，而不仅仅是敬重。 梁家辉和梁朝伟曾经演过一部电影，叫《新难兄难弟》的，说儿子穿越时光隧道回到父亲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共度一段美好时光；这也许是很多人的幻想。爸爸年轻的时候大串联，曾从安徽走到北京。他们几个同学一起走过许多村庄，为老乡表演节目，赚取口粮；他说当满载串联同志的火车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那些乘车的孩子就会拿着红宝书欢呼高叫、向他们这些走路的孩子挥手执意。——那是怎样一个年代！而妈妈也曾经就是一个整天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看小说的小姑娘，被爷爷发现查抄了以后就大哭大闹；下放的前一天和闺蜜们高兴地去镜湖划船、庆祝脱离了父母的管教，结果因为太过兴奋，差点弄翻了船。每一件我曾经做过的年少轻狂、异想天开的事情，他们都做过。 大约5年前，在虎跳峡徒步的时候，于静夜中端坐老乡家的晒谷场，看着近在咫尺、泛着蓝光的雪山，听着遥远而清晰的驼铃，我当时就涌起这样的一种幻想——如果爸爸妈妈在这里有多好呢。徒步，实际上这是我对所憧憬的那种生活的全部描述。不能用语言概括，要亲历才能明白。我幻想着和爸爸妈妈一起走过这雪山之间，就好像我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 ...
80 days ago
03. 结论：重归“ NGO ”身份 2008 年的世界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既有的身份和关系都在一夜之间轰塌。转型，将毫无悬念地到来，并且就在可见的未来，甚至可以说在现在正在流逝的每一分钟中。无数人都在预言着它可能的形态，但有三个词已经成为价值观的共识：福利、多元、平衡；尽管实现的手段还存在无尽的探讨空间。 城市规划身份和方法论的重建势在必行，而且这将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范式转型”，回归 NGO 身份将成为我们必然和唯一的选择。倘若没有让“自治”进入规划视野，中国城市规划无法完成从传统规划向现代规划方式的彻底跨越。 什么是 NGO ？标准的定义是“第三部门”，显示了在官僚体制的政府体系和利润导向的企业部门之外的社会组织的力量。很多人只看到非盈利性和非政府性，但忽视了“社会组织”这一基本内涵；它并不等同于大众需求的代言人，而是大众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是站在政府、市场和大众个体三股力量中间的“软组织”。而在今天的中国实现城市规划向“ NGO” 的回归，我们还必须思考以下问题： (1)在今天中国作为 NGO ，我们所面对市民社会发育情况和国外完全不同 一方面力量薄弱，截止到 2008 年中国 NGO 有 300 万家，但年运作基金只有 60-80 个亿，而国家 GDP 已经达到 21 万亿，相当于 GDP 的 2~3% 。另一方面大众懵懂，美国 2000 年人口普查大专以上教育比重已经超过 50% ，而中国 2007 年的水平是 6.2% ；这使中国公众针对公共事务很大程度上能够表达意愿，却无法作出价值判断。 在这样一个市民社会的起步期，从我们所做的工作而言不仅仅是交往型规划中所提的“搭建平台”，还要完成“教化”。在这一点上印度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温铁军“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以及台湾针对原住民社区和深圳针对边缘社区的“顾问规划师”制度都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
80 days ago
02. 灾后重建规划的背景解析 512 汶川大地震，这场“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灾难，发生于金融危机和国家转型的前夜，在不期中成为中国缓慢的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异变点。 (1) 政府导向转变：从增长导向到福利导向 在城市土地公有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必然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资源配置权，而它选择和市场合意还是选择和市民合意，是自下而上的需求和力量是否能得到显现的前提。而在以上位授权为主的官员选拔制度下，地方政府的选择取决于中央政绩考核导向。当这种导向以 GDP 增长为主，则选择和市场合意；当这种导向以福利为主，则选择和市民合意。这就是在中国实施公众参与的基本前提。在这一次灾难事件中，中央考核导向标准恰恰发生了变化，不再是 GDP 而是稳定，不再是增长而是福利。毫无疑问，灾后重建首先是一个民生工程，这使灾区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特区”，福利社会的先行先试者。 (2) 参与力量转变：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 灾后重建城市规划史无前例的面对如此多的投资群体，城市规划从长期以来的一元主导急剧转变为多元主导。短时间内组织起来的波澜壮阔的援助力量，涵盖了从国家权力中心到地方政府，从多个援助省份、援助城市政府到多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国家权力中心对灾区进行综合决策和部署，地方政府主持灾后重建事务，援助政府进行物资和人力支持，而其他社会公益团体以极快的速度深入灾区低层的方方面面。客观上，灾后重建城市规划的主导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格局。 03. 灾后重建规划的方法判读 在这两大背景下，灾后重建规划中规划师的实践范畴和角色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转变。诚如前文所言，规划革新速度取决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速度；灾后重建规划中的方式方法将会在客观上推动规划领域的新一轮反思。 (1) 工作范畴拓展：从实体设计到沟通协调和制度设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