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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ays ago
2009年7月28日，夜。我独自站在上海街头，看霓虹炫彩、看现世浮华…… 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这一次，上海给我的感受有些特别。我看到的，只是面无表情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匆匆，没有情绪。我茫然；好像第二天自己不用过生日一样。 是上海变了，还是我变了？ 五年半以前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我只能用单纯而缺乏穿透力的眼光扫视这座城市，稍微感悟城市与人的些许关系；今天回头去看，那时的我，对于繁华的理解还很肤浅，而那些所谓的感悟与思考则更是浅尝辄止罢了 ① 。去年夏天，我又一次来到这座城市，跟随新纪元 ② 的脚步，探寻大中华地区会议展览业的美好愿景；但在调研世博会的筹办情况时，我提出了这样一组“不和谐”的问题：从伦理思辨的层面，城市使生活更美好 ③ ，是否包含了一种对城市以外地区的潜在歧视？而我们在大张旗鼓地建设城市的时候，又是否考虑了人们对于城市化的接纳能力——如何确保所谓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是对美好生活憧憬，而不是对 人的天然本性 的 异化 ？ 面对美好和异化的较量，黄武雄 ④ 提出了“人类爱”的概念，他说： 这样将儿童超越偏见的特质加以定影，便是人格教育，便是人类爱的教育，也是人本教育。……即使看来远离人文社会的冷漠孤僻的人文研究都不能脱离人类爱。没有人类爱，没有文明传承作为心理背景的科学研究，研究者便沦为人与人竞争功名的工具，研究者便陷入技术性的智力较量而痛苦不堪。20世纪中叶以来，专业研究的这种倾向日益尖锐。科学研究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支，也步入后现代主义“文化工业”的沼泽，被茫茫一片不流动的死水吞噬。在后现代主义大梦正酣之时，科学研究者，逐一被安排在大型文化工业生产线的作业员岗位，以密集不断的劳力，进行研究工作。 ⑤ 黄武雄对儿童整体观的辨认特质以及超越偏见的价值取向的推崇，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他对 现代性 ...
31 days ago
2009年7月6日。毕业了，准备搬离寝室。晓武、黄俊和我一起整理着各自柜子里那一摞厚厚的“珍贵历史材料”，并不时抽出一份来，相互馈赠或炫耀。我从黄俊那里收走了两本模拟联合国的小册子和一张尼古拉斯·凯奇的DVD，然后举着一张纸对他说：“看！杜主席的真迹！要不要？等她成名以后可以卖大价钱的。”黄俊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要！”——全然不顾他们的同城之谊，而晓武也只是笑笑；然后，这张“可以卖大价钱”的便笺就被扔进了废纸堆。末了，黄俊又翻出一本红色封面的杂志递给我，那是2005年10月的《新周刊》，封面文章是《第N城——重庆和它的可能性》。 时隔五年，又见城记。如果说《新周刊》2000年9月以《成都：第四城》为题的报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城市主义精神兴起的延续，那么这一次把重庆定位为“第N城”尝试，就是对城市主义攀向高峰的助推。正如《新周刊》所说，“成都和重庆的故事，是中国大地上最富魅力的双城记”，就像五年前说起成都就不能不提重庆一样，五年之后，在对重庆长达四十六页的报道中处处可见的，仍是成都的身影。成都与重庆，是战？是和？在剑拔弩张的口水仗背后，其实人们心里都很清楚，最在乎重庆的城市是成都，最在乎成都的城市是重庆——相互排斥又相互重视，这种充满矛盾的两面性，就是成渝双城关系的魅力所在。 但是，双城记中两座城市的心态却是不相同的。抛开千年来两地聚多离少的历史不说，从1954年并入四川省，到1997年直辖，重庆作为四川省纳税最多的城市，却只能享受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待遇；虽然四十三年间，重庆作为一座重工业城市在GDP上从未超越过依赖第三产业的成都，但重庆人却也更乐意于无视这一点。时至今日，说起成都，大多数重庆人都会觉得，那是一座以省会的身份曾经占过自己便宜的城市；而成都，却正敞开胸怀接纳孔亮、长顺、老码头、曾毛肚、打渔郎等一个又一个重庆火锅品牌的进驻，在杯觥交错之间忘情于沸腾的辣椒与牛油。中央宣布重庆直辖之后半个月，爸爸和一行同行去重庆开会，汽车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在乡间小道穿行，细细品味沿途的独特光景；后来，爸爸回忆说，大约刚进重庆地界，大家下车休息、到路边一户人家问路，一开口，那个半个月前还是四川人的川东汉子便不屑地反问道：“你们，是四川来的哇？” ...
48 days ago
如果你在网路上键入“城市主义”这四个字，你得到的结果与源于美国的一场城市规划运动有关，但那并不是我想说的“城市主义”。 从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山谷、平原、河流交汇处建立自己的定居点开始，城市的历史就诞生了；自那时起，城市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就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重要性直到很多年以后才逐渐被认识到。不错，古老的中国一直代表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在中国的版图上，城市和广袤的农村相比，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妄下结论，推测城市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会有欠缺之处。恰好相反，虽然农业一直以第一产业的身份占据着国民经济的根基地位，但是无论是古代的朝代更迭、近代的农民起义，还是现代的农村包围城市，胜利者之所以胜利的最终标志，毫无例外的都是对城市的占领——只不过极少有人把这一点说破而已。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历经变革的国际政治格局是真实还是虚伪，也不去讨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界限是否符合最新提出的国家理论；当我们着眼于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城市的作用是把这个国家连续的广阔空间，转化成更容易抓住的一些关键点，以点带面，牵出整个蓝图；就好像在数轴上抓住有理数，放开无理数一样，城市的链接，有时候比“省”或者“州”的拼图来得更加直接。 ...
111 days ago
[作者引言] 这是今年五月我为《〈医学史〉纲要：十九世纪以前的医学》一书所写的后记，虽然篇幅极短，但我却异常珍视。地震至今的忙乱，让我没能完成业已进行了四年的研究，在尚未完全读懂“大学的精神与理想”这一课题之时，就匆忙迎来了大学的尾声。好在在这个尾声里，我完成了这样一篇后记，没有错过向大学表达自己心声的最后机会。 感谢你阅读了《〈医学史〉纲要：十九世纪以前的医学》这本小册子。尽管这本小册子现在被称为教材，但我在最初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么想的。这是《医学史》（上册）这本700多页的巨著的精简版，是站在原作者那个特定的视角上对十九世纪以前的医学进行的提纲挈领式的概述。很重要的是，你在阅读它的时候能保持批判的眼光和拓展的思维——你应该学会鉴别其中观点的对错，并抓住一些有趣的要点，去进行更加广泛的研究性阅读，这在我们建立正确医学史观的道路上至关重要。 更为有意义的是，对医学史的研习提醒了我们这一代人，医学绝不仅仅是一门知识与技术的学问，也不是简单地依赖背诵书本和重复劳作就能有所作为的学科；自其从魔术与宗教当中起源，到摆脱教条的束缚走向新世纪，医学包纳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的思考，早已成为一门与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密切相关的艺术，而 对这门艺术成长过程中的美的探求，以及对其自身不确定性的追问，则是我们应该、也必须付出努力去做的事情， 因为这种探求与追问的精神，不仅正是大学精神的本质所在，也恰是我们今天用以维护大学的理想与尊严的最好方法 。
454 days ago
六月七日晚上九点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SCUMUN2008的会场走出来，和杜韧一起上了返程的出租车。前一夜，我只睡了一个半小时。我把座椅的靠背放低，舒服地趟在上面，眯缝着眼睛窥看科华北路霓虹璀璨的夜色，任凉风透过窗隙轻拂在我微汗的脸上……突然，汽车一个左转弯，摇晃中我想起了什么，稍稍侧过头去低声问杜韧：“今晚是不是有欧洲杯揭幕战？”我知道她也是老球迷了，从四川全兴vs前卫寰岛的时代就是；可这一次，她也许是不太清楚，也许是假装不太清楚，只是说：“柴师兄，我觉得你今晚回去最好什么都不要做，直接睡觉吧，小组赛不好看，明天还有一天的会呢。”我不服气，嘴上嘟哝着“我要看揭幕战”，心里却很清楚杜韧的建议是对的。 那一夜，我没有看球。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脑海中闪回的是1992年从递补到夺冠的丹麦童话、1996年决赛比埃尔霍夫的金球制胜、2000年半决赛荷兰队点球的六罚五失，还有2004年登上欧洲之巅的希腊传奇；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届欧洲杯于我而言会如此不同——我很快就睡着了。 六月八日，SCUMUN2008落下帷幕，我第一次去吃了乡村基，杜韧后来说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六月九日，照常上班，早上七点四十五到科室，晚上几点钟下的班我也记不清了。地震过去已经将近一个月，但伤员们却离康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不能忘记我的病人中那两个同是十七岁的地震伤员，一个男孩来自北川一中，一个女孩来自汉旺东汽中学。都是挤压伤后急性肾功能衰竭，都是双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都是污染伤口，男孩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女孩是大肠埃希氏菌感染。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每天做特大换药十多次，与护士老师斤斤计较使用棉垫和隔离衣的数量，试图让截肢的危险远离他们。男孩的左小腿有明显的坏死肌肉组织，散发出令人难忘的特殊气味；女孩不哭不闹，因为她的左小腿皮温和感觉一直都不好，用镊子刺激肌束也没有太多反应。这多少令人感到些许无能为力，抗生素的应用更像是例行公事，换药也只能理解为保持切口的清洁干燥，让他们稍微舒服一点。反复请骨科的老师来为他们会诊，抉择是艰难的，我们在不安中等待再等待，希望有奇迹会发生，同时也担心局部的感染会发展成脓毒血症，使刚刚有所恢复的肾功能雪上加霜。终于，他们还是都做了左膝下半开放截肢术。手术过后，女孩依然安静；每次去给男孩换药，他就会问，我的伤口要多久才长得好，假肢好用不好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