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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s ago
李南央的逻辑不成立 刘自立 李南央说王容芬错怪了卡玛家族，那都是穿着朴素、一心为民、中国模式（那个时期的）好毛主义者。这个看法不成立。其中道理非常简单，简单到常识水平。毛，是不是延安，瑞金也很朴素呢？当然。朱元璋更是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可惜还是不能容纳那个女才子）。左派穿着朴素地实施大革命大屠杀政策，就连穿着朴素之前起义者，都不能企及。是乎喜？是乎悲？这个逻辑被废了。 第二，说李慎之说了，如果他再活一次，还要再参党后，反党——党结之深，可见一斑——但是，绝对无真理性可言。日本人德国人甚至俄国人，如果他们再活一次（做为个性者），断无再闹共产党之意志；其实，日本人和德国人，都决绝了共产党。德国人搞个魏玛国，魏玛法，虽是社民党，却拒绝共产党，含李卜克内西和后来的台尔曼；叫做社民党融入普世价值。这个话我们讲得很多了。所以，李慎之可以有他的自由，但是，中国人绝无再来一次共产党之愚蠢！ 于是，进入正题。何以人们对卡玛颇有微词？对她的《太阳》，不以为然？道理十分简单。因为她用一个褒贬皆备的逻辑诠释文革。话语权本是那些并不悔过之红卫兵，如，宋要武，如，骆小海，如，叶维利，等等。据我所知，关于宋要武问题，从北京到美国，分成两派。一派是王友琴为主，有王容芬后来加入之系统；在北京则是我们这样一些持批判卡玛者，批判卡玛电影者。原因何在？就是她的太阳以一种比起李芬斯达尔更加隐蔽的观念和手法，实行对于红卫兵的粉饰。这个粉饰在那个年头还是半遮面风格（宋、骆等人，皆为蒙面客）。 后来，局势转变，骆小海等人便赤膊上阵，为（清华附中）红卫兵辩护。其逻辑是，以小不同，取代大一统之毛主义。我们为文揭露，要害是，毛利用了这个凶器本身，而非这个凶器本身，也许“束之高阁”？其实，该校也打死了人。所以，《太阳》主体发言权，是红卫兵——就好像用纳粹党徒，来批判希特勒政权；用法西斯主义来否定第三帝国——同志们，你们会看到什么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歪曲和粉饰文革。粉饰文革之要义，就在于粉饰红卫兵。我们说过N次，中国官方文件，从未对红卫兵实行批判和追究。世上流传之大佬们要“亲兄弟”、“父子兵”“云云”之讲话，人们皆知。 ...
3 days ago
神秘主义的是非 —— 一榷哈维尔 学习哈维尔关于历史神秘主义见解（《难于预知的历史》瓦克拉夫˙哈维尔），有些不同看法，提此一榷。哈维尔说，他不知道捷克极权政府何以一时倒台于某一历史时期，乃是人们无法预知之力量左右。他劝人们要谦卑对待历史。而作为一个异议人士，他的自由意志本身并不和历史结果发生直接关系。反对政府和接受政府（职务），都在额外考量之内。一切都是偶然性起作用。 第二，他说，不像历史终结论者所云，历史意志本身开始停止运行，一切都告完结——就是福山潜在模拟黑格尔绝对精神普鲁士终点论——哈维尔说，就像人们不能预知捷克东欧发生的事情一样，历史以后发生的神秘性和偶然性，大家也不必强求而知，对此一事态发展，同样要怀抱谦卑的态度。 第三，哈维尔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说，是在一个历史层面上规定不可知论的；这是我们基本上不太认同的看法。历史规律论者被老哈归入共产主义者和独裁者，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可知论哲学层面，往往并不诉诸那些前提可以存在，逻辑可以推导和事实可以分析之范畴——比如，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分析（包括其前景预知），在很多政治哲学家的著作里屡屡提及，此不赘引。也就是说，不可知论，在某些领域可以存在，因为其前提的不可确定性（如，上帝，就是前提无从论起论）。 谦卑说，如，梅特林克的“谦卑者之财富”，就是从星空律令那个层面来教导人类对于上帝要心怀恭敬。但是，哈维尔面临的政治层面，却完全不是宗教范畴。他面临的捷克极权主义，本身就是世俗领域。对待这个领域，无论他是不是掌权抑或垮台，其“规律”性本质和特征对于分析学者们一目了然；哈耶克和奥维尔之所以可以预知，还原和批判动物庄园，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在这个并无不可知论的政治范畴和政治现实里，一切都是极其简单，蠢笨和残暴的——他并无任何神秘主义可言。 所以，从历史人文和宗教层面看，极权主义统治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浅薄草昧和无耻的非美学建构。他的强大暴力和刚性结构，也并不是什么不可知论。他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因其丑陋而自然被人类否定。这个毫无神秘主义可言的事物，同样包含他的灭绝和垮台之因素。没有人会认为他的垮台比起罗马帝国消亡和中国皇朝覆灭，有更多的细节，神秘和天意。人类只须敲碎共产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简单荒诞和虚弱的东西的本质，他的覆亡也就指日可待。 ...
6 days ago
难以预知的历史 ―瓦克拉夫˙哈维尔 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
8 days ago
获麟绝笔，吾道不穷 ——读钱穆论中国知识分子 刘自立 一 钱穆先生关于不能把现今中国政治社会之罪恶，系数归咎于古人的说法，人们耳熟能详；他直接批判了中国历史虚无论（即，封建前、后中国制度一无是处论）；使人们得以比较中国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异同。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思潮兴盛以来，中国所谓知识分子趋炎附势，狼狈与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人中的败类——钱穆先生正是以此视角回顾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演变和堕落。其中，关于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区隔；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和埋葬自身的文化统序；中国知识人如何因应中国公有制和公有制－私有制累加的政权及其文化，是一个值得讨论和思索的大课题——甚至，关于是不是中国政治制度不适合欧美价值论，是不是普世价值居然也包含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这些课题，如何因应现状和未来，乃是我们今读钱穆首先面对的大问题。因为，钱穆先生对于欧美价值论报以严重怀疑之态度。换言之，钱穆主义（姑且这样称之），是不是解释和因应了关于中国特色之制度，之文化，之人脉（历代知识分子对应自身和世界价值）之问题，乃是一个尚且存疑之大悬案。所以，研读钱穆文章和书籍，非常必要。这里，我们只能以小见小地分析和习读一下他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长文，以做管窥之见。 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看到，他的如椽之笔，在面对浩如烟海之文化文本中，举重如轻地分析和凸现了各朝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性格，观念，风格，态度和立场之比较。画下如此清晰的一幅图景。这个图景，不只是对于历史的提携，而且是对于史料的升华——也就是人们所谓超于痘饤之考的以小见小，甚至以小见无（没有观念得出）之考据主义状态，得出我们期待和酝酿之大观点，大视野，大结论——固然，“历史哲学”的哲学部分，可能见害于史。如，黑格尔，马克思，却也可能因为一直以来，国人不见普世价值训练，而发生不见理论与结论的那种所谓“拼图游戏”史学——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除去用马克思主义做观点，总结（抑或不总结）历史，便几乎不知道尚有其他“历史哲学”之故。使得历史成为无观点无道理无厘头之集合。而钱穆史观，非常清楚。他肯定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重要制度，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只是对于明清以来废相制，搞阉权的狭隘异族政治，给予严重否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