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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days ago
东方早报书评，发表时有很大改动 国庆甫近，秋寒渐起，北京城一派喜气洋洋。逢九之年，例该大庆。天安门城楼业已修葺一新。如今的城楼与周遭景况，与六十年前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之时相比，已颇为不同。广场外围的国家大剧院、公安部大楼，都是近年才竣工的大型建筑。沉睡于广场中央的毛泽东不会想到，其身后的中国会有如此巨变。 从高大敦实的苏式建筑过渡为玻璃钢结构的现代西式建筑，可窥见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之一斑。而作为共和国肇创者之一的毛泽东，颇为钟情中式传统建筑，他居住过的中南海、钓鱼台、双清别墅、西湖刘庄，都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早期让北京与莫斯科变得极为相似。 现代史上，中式建筑最为集中之地，当属南京。 1928 年的《首都规划》确立之后，国民政府的五院及各部会的办公大楼，大部分为名匠精心设计的传统建筑。这一风格延续到国府播迁台湾之后。蒋中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心仪，也由此可见。台湾今日之“行政院”大楼，与南京国民政府旧址之行政院大楼，几乎完全一致。 这种复制行为，可远溯至朱棣北迁。今日北京故宫之体例，即完全因袭南京故宫而来，只是规模过之。蒋中正去台湾之后，也曾经复制许多南京的建筑，行政院不过其中之一。与朱棣相比，其规模便远远不如。蒋故世之后，国民党为其修筑的中正纪念堂，与早年国民党在广州修筑的中山纪念堂，也颇为相似。 此种建筑传承，在国民党的政治仪式中极其重要，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建筑作为“礼”之外化表现，有其严格秩序。国民党虽据台岛偏安一隅，然则“正统”不可偏废，俗谚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机构，逐次建设，只是规模略小。在中国历史上，维系正统之努力，多见于王朝末期。 北京的新政府，为彰显其正统，在建国之时，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请至天安门上并奉之为中央政府副主席，而且也多次强调共产党与孙中山之密切联系。在最近的十数年之中，每年五一和十一，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面北而置于天安门广场之中，与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相对而立。在中国礼仪中，南面与北面，其地位岂可以道里计。 ...
58 days ago
旺報評論 9月4日 雖然尚有一個月時間，北京早已進入國慶的狀態。長安街整修業已結束，全市上下都在為國慶而忙碌。上個周末晚上，因為國慶演練，北京地鐵提前關閉，許多通勤族不得不提前下班。在人流集中的商業區域，甚至等不到計程車。天安門周邊全部禁行，網路上一個市民講述自己的遭遇說，因為加班到晚上10點，無法回到一街之隔的家裏。這條長安街就像銀河一樣，阻隔了自己和家人。 那天晚上，市民的類似故事都可以寫一本書或者拍一部電影出來。但在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這不過是常見之事，一切都要為政治讓步。許多學生放棄了假期，每天淩晨起來去南郊機場練習“遊行”，計程車司機也被要求提高警惕，及時配合警方，連去故宮博物院都不能帶液體飲料，戴著紅袖箍的“小腳委員會”遍布於各個街道。 一些市民對此早視若無睹，每逢中共中央會議或者人大政協會議，北京就顯示出政治中心的氣氛，堅決不放過一個壞人。一年前的奧運會，氣氛也是如此。不過壞人到底長成什麼樣子，也從沒有公開讓大家見識過。總之，讓人感覺到，在這個時刻這個城市裏，總會有些居心叵測的人要來搞破壞，威脅這“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大型活動的安全問題誠然重要，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但也不過是警方高度戒備而已。像北京這樣發動全民來維護安全的城市，恐怕不多。這個城市似乎從來都缺乏安全感，堅定不移的相信任何一個普通公民都會對安全而且是“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奧運會後，北京地鐵裏的安檢儀至今還在工作。理論上，每個乘客都是“國家的敵人”。 這樣的心態非常值得探究。追根溯源，這種嚴密設防到底針對哪些人群？如果這個問題可以認知清楚，那麼毫無必要如臨大敵一般，只需對症下藥就可以。比如國慶期間嚴格限制訪民赴京上訪，那麼解決之途頗為簡單，就是傾聽其訴求並解決之，而不當處處設防，層層堵截，所謂堵不若疏也。假如有人對這個政權抱有不滿，那麼能否先檢視自身，是否確有不當之處。當然，“一向偉大光榮正確”的集團，未必會這麼想。 這樣的狀態我想不會持續太久。2005年春天，一位來北京的臺灣朋友向我抱怨道：“當年在臺北，出門老遇見連戰車隊，街道禁行。今天在北京，又是遇到連戰車隊，又是禁行，真是見鬼了。”我安慰他說，連戰後來在臺北，就再也沒有這樣的待遇了，街道最終還是民眾的。 ...
95 days ago
台湾旺报专栏 中国广电总局近来有些心神不宁。尤其今年上映的神话电视剧，让广电总局颇为恼怒，下令一些剧组进行题材整改。例言之，《牛郎织女》中玉皇大帝搞三角恋，《白蛇传》里法海和尚爱上白娘子，诸如此类的乱点鸳鸯和荒诞改编，民众早有怨言。按理说，这本是功德无量之事，但细究之，广电总局治标而不治本，恐非良策。 中国的电视屏幕，恐怕是全球最为无聊无趣的。电视剧每年产量一万五千多集，一多半都是卖不出去的劣质品。稍微有点影响的剧作，不是红色剧就是家庭肥皂剧，情节大同小异，台词简单无味，几乎没有能看的，这就是电视剧产业的现状。网路上，美剧和韩剧则大为流行，有民众彻夜不眠地下载美剧观看，对国产剧作嗤之以鼻。 神话剧的粗制滥造与荒诞不经，更让人大开眼界。古装神话剧成本低廉，运作时间短，相比而言收益稍丰，故而大行其道。此外，由于神话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较远，故而较易获得广电总局的题材审批。既然拍得“滥”，自然也容易拍得“烂”。如今神话剧也被限令整改，中国的电视剧导演，几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投拍。 当代题材，如果照现实拍，那显然是给和谐社会抹黑，而且条条框框太多，吃力不讨好，能上映的剧作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中共建政初期的反右、饥荒、文革等题材，都属于重大历史问题，也不能碰。民国时期的题材，只能说共产党的好话，很难把握尺度，好话说多了，是对历史不负责，好话说少了，是对广电总局不负责。 广电总局对国民党的态度，几经变化。早期反映国民党抗日的剧作，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批。连战登陆后，情况有所好转，可以稍微反映国民党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但也不能推翻中共早有的“历史定论”。比如，就抗日而言，敌后抗战的篇幅要多于正面战场。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要求，对历史稍有认知的导演都不能接受。 ...
95 days ago
东方早报评论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谍中谍3》，有一部分场景在中国拍摄，最具中国特色的镜头，乃是一面墙上的“办证”二字，还附了一个手机号码。这大概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国手机号码。办证的小广告，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可见中国人是多么需要证件。最近有网友总结说，一个中国人的一生，至少需要办80个证件，引起网友的强烈共鸣，有人结合自身经验，认为远远不止80个证件。 证件是历史的产物，战国时代的虎符、秦汉时代的印鉴，均是证件之一种，其功能首先是证明身份。汉代以后，官员的名刺、谒帖开始出现，这种谒帖自己在竹片、木板上写一个就成，跟名片的功能相类。唐僧西天取经，全部证件只有一个，就是通关牒文，说白了就是护照，这已经是由政府颁布并登记在案的身份文件了。 古代户籍制度建立健全后，对普通百姓而言，并无身份证件的困扰。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也简单，不需要百姓频繁证明自己是谁。现代社会则不同，身份标识变得极为重要，动辄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身份或者能力或者个体状态。证件的存在有其必要，但明显中国的证件种类繁多、办证程序繁琐、证件管理复杂，往往让人疲于奔命，使得百姓叫苦连天。 毋庸置疑，证件无疑是对公民进行人身管理的一种方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吃饭买布都要供应证，共产主义一直落实到胃部。在供应短缺的年代，有证也不一定有吃的。当时农民出行，要公社出具证明，才能买到汽车票、火车票，迁徙自由也成为空话。最根本的吃饭问题都依赖证件管理，可见人身控制之严格。改革开放后，人身控制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如今的证件，恐怕每个家庭都像宝贝一样集中收藏，不敢稍有闪失，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证件会被要求出示。举例而言，一个公交车司机，要随身携带12个证件才能上岗。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证件——比如暂住证，一个朋友在北京都买房10多年了，他还一直是暂住，暂时居住在自己拥有产权证的房子里。 ...
111 days ago
原刊搜狐 河南青年王清因为要求政府部门公布“三公消费”，竟被一些部门认为是“间谍”来刺探“情报”，甚至人身安全也曾受威胁。三公消费是指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这些信息，本来就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列范围之内，理应主动公开。如果让公民千辛万苦去索要，政府显然已经失职。 三公消费的款项皆系公民所纳之税款，政府系由公民养活的服务机构，这笔钱如何花的，当然必须让公民知道——以上是法理上的说法。不过呢，在咱们这儿，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如果万事都依照法律，恐怕也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咱们这儿的行事逻辑其实是另外一种。 以前在公民对三公消费还没有直观感受之时，钱怎么花从来想不起去问一下。如今权利意识觉醒，当然要问个究竟。但地方政府此前作威作福惯了，这种事儿反正老百姓也不知道，就往死了花。比如上面要限号行驶，那我就再买一辆车，反正都是国库出钱。如今老百姓一问，他们才意识到这样花钱是个十分羞耻的事儿，当然不好意思公布。 当然，对于这种让政府难堪和不爽的人，历来就是被贴上“刁民”标签的。这种人，立刻会被划入阶级敌人序列，从不会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是以敌我矛盾处理。被扣上“间谍”的帽子，几乎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不过这种做法也忒低级了一些。一些地方领导，听说上面抓了几个什么间谍，又受了《潜伏》这种黄金肥皂剧的影响，也来跃跃欲试。 中国的政治传统，向来就有上行下效之说。很可能中央的一些决策和讲话，到了地方和基层，就成为活学活用的教材，从金字塔尖开始直到塔基，变成一个模样。这还不算完，在此过程中，高层的意志和主张被一层层放大，相反，底层的意见却被一层层压制。假如上级出现错误，下级又“创造性发挥”，错误只能越来越大，底层意见被层层封锁，高层反而不容易获得真实信息。 在河南这个事件中，地方官员对于法律的漠视令人发中指，只能假设有两种可能。首先，这些官员根本没看过《信息公开条例》，这样非常令人心寒，因为官员不仅不懂法，还刁难懂法的群众。其次，假设他看过这部法律，但丝毫没有任何愿意遵守该法的意图，那就更令人心寒，有法不依，保护公民权利势必是一句空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