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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days ago
2005年至2006年度，中国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恐吓、骚扰和绑架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怀着对中国政治前景极端忧虑的心情注意到，这些黑暗事件进一步造成着异见人士家属诸多的苦难。 在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中间，曾金燕在过去一年里代表着一种光明的力量，她为寻找被当局绑架的丈夫胡佳所做的一切努力，鼓舞着很多灰暗的心灵继续盼望中国的政治黎明。我们深信，将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颁发给曾金燕女士，不仅是我们的荣幸，也将多少表达我们对中国大陆政治犯家属的问候与祝福。 曾金燕女士是一位民间环保人士和艾滋病活动人士，长期以来为河南等地的艾滋病人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然而2006年2月16日，因参加“绝食接力”活动，她的丈夫胡佳被官方秘密绑架，关押长达41天。这一恐怖事件打乱了曾金燕的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了，而有关当局明确告诉她他们并没有抓捕她的丈夫。在这难以想像的40多天里，曾金燕开始全力寻找丈夫，并每天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寻人启示和相关遭遇。这些活动包括：每天到派出所讯问失踪人口查找结果，如果不能亲自去，就打电话；到检察院要求立案侦查；到各大网站、论坛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失踪人口胡佳；坚持写email报告人大代表、国际组织、亲戚朋友寻找胡佳的情况……一个多月以后，面对曾金燕及年迈的母亲的奔走呼号，中国相关部门却无一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 3月21日，曾金燕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胡佳失踪案公之于世界。 曾金燕为此经历了无数的折磨和来自当局的恐吓。但她坚持到了丈夫回家的那一天。这一天是良心胜利的一天，一个软弱无力的女孩战胜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专制的国家机器。这是爱与恨之间的对抗。专制的原则是仇恨，而曾金燕的原则是爱。这爱首先是对家人的爱，专制的国家机器最初必须毁灭这家人之爱。我们将受难家家人奖归给捍卫家人之爱的道德英雄们，乃是表明对这家人之爱的敬意。事实上，家人之爱在专制国家中永远是第一位受难者，也是铲除敌人意识及专制主义罪恶的最后力量。 我们向曾金燕女士表示祝贺，并祝福中国更多的家庭免于专制的国家的恐怖袭击与政治伤害。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2006年6月16日 曾金燕获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答谢辞 在生命的第22个年头，结婚的第一个夏天，获知自己被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
1253 days ago
采访者：李劼 时间： 2006 年 5 月 11 日晚，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召开前夜 地点：会议住地，纽约法拉盛一家旅馆 （李劼整理稿多维时报首发，定稿经王怡修订） 中国的家庭教会像孤岛 多维：你们的家庭教会是不是就是指非官方的地下教会。 王怡：所谓家庭教会，是指在官方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教会系统，没有在政府那里作审查性的登记。信徒们通常以各自的家庭作为聚会场所，所以被普遍称为家庭教会。家庭的意思指向的只是地点，不是教会的性质。教会就是教会，天下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 多维：那么这样的家庭教会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 王怡：据我所知，今天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也有一些大的系统。但大都是在省内的，跨几个省的教会系统也有。全国性的家庭教会系统还没有出现。在河南的教会里面，有五大系统。方城教会呀，中原教会呀，等等。还有温州教会，也有比较成熟的系统。这两个地方是家庭教会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区域，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其它地方大都是分散的、单元式的。如去年 3 月份开始，最早在我家里，开始一个查经的聚会。大概有十几人，后来搬出去，现在有二十来人。像这样的家庭聚会点有很多。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有点像孤岛。在中共的行政法规下，处于一种非法的、地下的状态。但现在正在出现一个变化，就是教会可能会逐步打破这种地下状态，走到街面上来。以我所在的教会为例，我们没有去登记，我也不认为政府有权对公民的信仰进行审查。除非是完全程序性的、保障信仰自由的登记。但我所在的教会也并没有对什么人封闭，并不是地下的。我们没有偷偷摸摸地聚会，虽然地点在私人场合，但我们是公开地敬拜我们的上帝，教会的门是向任何人敞开的，没有人有权把他关闭。 ...
1253 days ago
最近见到一个搞民运的朋友，发现他儿子加入了一个叫“ 中国少年先锋队 ”的非法组织。2005年的全国抽样调查， 7 到 14 岁的人口，大约有 1.3 亿人。其中 99 ％以上都隶属于这个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法社团。 包括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拆迁户、上访者、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们的子女。那些渴望自由民主的人们啊，仍然一代又一代把自己的子女交出去，和那些少先队辅导员们，一起表演儿童版的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部分中国家庭，开始进入多党制的时代。由一个或两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父母，领导一个“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儿女。可到底谁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人呢？是老子还是儿子？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最具有煽动性的言论是什幺？是民主自由吗，是维权运动吗，是关于宪政改革、土地私有、言论自由或结束一党专制的呼吁吗？这些话都太温和了，缺乏血腥气，不能够让大多数人对社会的未来产生某种恐惧感，反倒使人们对未来萌生希望。所谓政治煽动性言论，是让大家产生恐惧，而不是产生希望的。以此衡量，中国社会中最赤裸裸的政治煽动性言论，不是别的，就是来自 1.3 亿儿童宣誓加入少先队的这句口号，“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句话在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星期的上空，响彻云霄。对中国当前的政权和宪法构成了赤裸裸的挑战和持之以恒的颠覆。 曹思源先生曾建议中共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因为中共的党魁也多次说，“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共宪法对现政权的性质也有清楚的政治学和宪法学上的界定。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个性质，“共产主义”一词都意味着一种与现政权相反的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因此“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是煽动颠覆目前的国家政权。 但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定少先队的罪。杜导斌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合法的》，他说公民有反对政府的言论自由，而民主和选举制度的意思，就是以合法的方式定期地颠覆政府。台湾党外运动时有一张竞选台北市议员的海报，上面就写着“大家一起来政变”。如果将来少先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建议他们聘请杜导斌作辩护人。尽管杜先生自己因为这篇文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徒刑。但我想他一定会愿意捍卫少先队员的言论自由的。 ...
1253 days ago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 ——以赛亚书 49：9 两个月前，我坐在家中，整理电脑里的六四图片。好几次在国外的时候，我从网络上陆续搜集了 500 余张精度较好的照片。国内上网搜集这些图片不易，前次在华盛顿遇见封从德，我说为什么那么多海外网站，没人制作六四图片的电子书或其他格式的压缩包，为国内的网民广泛提供下载呢？那天我坐在电脑旁，决意在 17 周年时，整理一个六四图片集。当我看到六部口外被坦克碾过的残骸那张照片，以前也多次看过。但那一刻，我心中猛然酸痛，忍不住哭泣。 其实我一直有意回避，去看六四中某些过于血腥的图片。那些场景对我是一种巨大的试探，是对正义感的试探，也是对内心的软弱、苦毒和怨恨的试探。有泪可流也许是善良的，甚至是美好的。我们若是不流泪了，就会慌张。觉得自己的麻木无可救药。所以我们若哭泣，我们对人性就保全了信心。然而麻木是一个深渊，眼泪是更深的深渊。我们在麻木中卑微下去，在眼泪中崇高起来。这不过是人堕落的两种方式而已。 小说家昆德拉有一个两滴眼泪的故事。一个人在海边，看见夕阳西下，人们的身影沉浸在自然的景观里，宇宙浩瀚，人心良善。他流出了第一滴感动的泪。这泪是对美好事物和普遍启示的纯然回应。随后他被自己的这种感动再次感动，如此纤细、如此柔软，如此在俗世的洪流中站在了美好与崇高的那一边。于是他流出了第二滴泪。第一滴泪落入感动，第二滴泪落入试探。当我们的感动缺乏一个感恩的对象，缺乏一种令我们匍匐屈膝的力量，当没有一个上帝将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袋里（诗 56 ： 8 ）。仅有一滴泪就是不够的，我们势必要流出第二滴泪来。将心里的良善归在自己身上，将心中的义愤也归在自己身上。我们也就将一切的罪排除在自己之外。我们真是可怜的人，我们并没有因这感动的眼泪，就从冷漠和不义的国度，移民到了爱和公义的国度。 ...
1253 days ago
2003 年以来维权运动的兴起，使大陆在 1989 年之后再次出现了政治异议活动在主流社会的公开化。我所理解的维权运动有三个立场，一是法治立场，围绕受侵害的公民个体和诉讼程序，动用一切法治技术和言论空间进行权利的抗争。二是公民立场，尤其借助互联网所提供的低成本的信息沟通与公民结盟的平台，积极构筑非官方的公共政治空间。三是政治立场，任何一桩案件都是当事人的维权，但只有那些对政体变迁具有启蒙、动员和施压效果的案例和事件，才构成一种民主化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日益受到海内外关注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的人们的重视。我对这一运动的现状迄今有如下的观察和立场： 1 、在今天的中国，异议活动趋向公开化，镇压手段趋向黑箱化。表明追求自由与公义的理想正在民间社会赢得尊重和道义支持，也使专制势力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技术上被迫以粗暴的方式后撤。这一趋势的发展必将促使中共当局在未来数年权衡最艰难的选择。或者以理性的方式逐步宽容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民间温和力量，开始考虑政体改革的契机和时间表。或者对维权活动和异议人士的打压走向全面的非理性和政治癫狂。维权运动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对政府怀有最大善意的一次民间运动，可能帮助中国政府放弃专制主义的捆绑，通过自由民主的政体改革，使老百姓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也使党政机器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免于恐惧。 2 、大陆 27 年来的民主化追求出现了三种动员模式。第一种是“幕僚模式”，知识分子期望走到离政治领袖最近的地方去推动民主。在 1979 年“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到 1989 年六四屠杀前，这是一种主流的模式。直到今天，仍有部分知识分子寄望于这种模式。我对这种模式不感兴趣，但对部分人身在其中的努力保持适当的尊敬。第二种是“民运模式”。希望提出一个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纲领，形成一个政党化的领导中心，以直接的政治抗争、街头或地下运动的方式，包括组建反对党的尝试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一模式起源于民主墙时代， 19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