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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days ago
由日本战后的首任首相吉田茂，为1967年《大英百科全书》年鉴版所写的这篇关于日本近代演变的论文单独成书了。它讲述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重建这一百年时间的兴衰沉浮。最打动我的，并不是日本人如何在维新中智慧地完成了社会变革，也不是战后的日本人民如何秉承着明治精神让日本重新复活，而是吉田首相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那种对祖国深深的依恋情怀，把国家的兴当成自己的骄傲，把国家的衰当成自己的悲哀，愿意为国家鞠躬尽瘁的那种情怀。 吉田认为日本发动二战不仅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并非是日本大部分政治家的本意。他尤其为天皇进行了开脱 ，认为二战完全是日本军方一意孤行的行为，他甚至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赞扬昭和天皇说道：“天皇决定承担责任，即使这种责任有被处死的可能，这使我深受感动。在那一瞬间，我深深地懂得，此刻，坐在我面前的天皇，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日本最高尚无私的绅士。”这么说更主要的用意是在将日本人民的心凝聚在天皇身上，从而延续由明治天皇起始的那种绝对权威和绝对崇拜。虽然昭和天皇在个人品质方面的确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作为日本军方的直接统帅，天皇怎么会真的没有责任呢？ 日本在战后不仅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而且还面临美国的军事占领，就像现在的伊拉克一样。但从吉田的表述来看，他对美国人不仅没有反感，反倒充满了感激，他举了很多美国士兵彬彬有礼善待日本百姓的例子。这在民族主义情绪还不是很高涨的40年代末期大概还是可能的，但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 日本战后的重建，如果没有美国因为与苏联的冷战对立而必须拉拢日本、援助日本、结盟日本的话，是万难在短短几年之中就完成的。 还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日本早在56年就提出的经济战略：“我们必须让日本置身于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中。日本不可以自我陶醉与因为幸运而取得的数量景气的局面，必须要努力追赶世界技术革新的大浪潮，进行新型的国家建设。”为此 日本舍弃了一些江河日下的行业，转而发展那些在将来会有市场的行业，比如家电、机械制造等等。这种放眼未来的战略在今天看依然是不过时的。676 days ago
在《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费孝通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小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拾起一张写有一个字的纸片，用火把它烧掉了。费孝通当时很不解，问妈妈为什么要烧掉那张纸片，妈妈说了四个字：“敬重字纸”。费孝通一直没有领会这句话的意味，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老迷信罢了。直到后来，费孝通成了有名的学者，当他再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才顿然领悟其中的道理：人说出来的话马上就消散了，但是一旦让文字落在纸上，就要肩负起一种它可能给人带来迷惑与误解的责任。 费孝通这样理解“敬重字纸”四个字，是他身为一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人生哲思。知识或者文化的掌握者，一定要有为人类谋得幸福的责任感。敬重字纸，其实是敬重自己的知识，敬重自己的责任。810 days ago
土居健郎，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的杰出代表，心理医生，神经病治疗专家。他在一本只有一百多页的类似论文集的读本《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精辟地阐述了日本人的“依赖”心理，并认为这是日本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土居健郎将日本人很多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现象都归于某种“依赖”心理。比如，很强的团队意识其实就是一种依赖心理的表现，日本人只有在一个集体中才能获得安全感。日本人的罪恶感也和这种依赖心理紧密联系，因为一般日本人背叛了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失去了集团信赖的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日本人做事情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执着的，土居将这种“执着”定义为“一般人在工作、事情不能按自己的计划进行时，所感到的心理的不舒畅。”我们将这种执着当作理想的工作态度来看待，但土居却认为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他说“人们工作的动机不知从何时开始转移了。从为完成任务而工作，变成不干点什么便坐立不安。”这也是一种依赖。日本人还经常会有受害者的心态，这是因为能否依赖完全是取决于对方的，想依赖的人经常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若对方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望，依赖者就很容易受创伤，引起情绪的波动。此外，土居还对日本人的懊悔、无主见、偏执、受虐、同性恋等方面，讲述了依赖心理对日本民族的重大影响力。 虽然土居的这种把一切文化现象都归于“依赖”的理论有些刻意而为了，但它的确是我们研究日本的一个很好的角度。而土居是因为留学美国，亲身观察和感受到欧美人与日本人为人处世之不同，从而开始研究为什么会这样的。就像清朝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一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记录下那里的风土人情，然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加以研究。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中国人往往缺乏这样的主动对外国人、外国社会的研究，我们对这些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价值的东西似乎并不感兴趣。821 days ago
我一直以来的言论是，人是永远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无论是助人为乐的雷锋还是贪得无厌的和绅都如此，只不过雷锋把助人后的精神愉悦当作“利益”，而和绅则直接追求物质上的利益。阅读了潘维的《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后，我觉得这种理性主义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理性主义是市场经济诞生后涌现出的一个流派，认为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和理性主义类似的还有物质主义，认为个人的物质利益享受至上。不可否认，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都揭示了人作为生物的某种本能，就像老虎天生就懂得填饱肚子的重要性，蜜蜂生下来就懂得用最节俭的方式制造容积最大的房子一样。但是这种本能不应该成为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应该恰恰是人类通过思考而超越本能的那些意识。人的确是利益至上的，但如果人类只是满足于这一本性，那又何以成为人类呢？让人超越普通动物的不恰恰是那些通过我们的自控、自律、自批甚至自罚后形成的对他人、对自然、对群体的道德观体系么？是到了从理性主义的枷锁中解脱的时候了。 当然，以上只是我在阅读这篇论文时的一点联想罢了，并非此篇论文的主旨。潘维的重点在于讨论现代社会的七个骨架关系，即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以及与这些关系对应的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之间的关系。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即从文化上瓦解的概念可以从这些关系中得到理论的支持。因为在这七个“观”中，国际观是最薄弱的，普通民众只能从精英那里获得，而国际观的改变会导致民族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以及道德观多米诺骨牌似的颠覆。因此想要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观体系就是最廉价的方式，而最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的外层开始。美国不惜重金吸引中国的留学生，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知识精英的观念有所改变，而后影响中国普通的民众。在这方面，苏联的瓦解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潘维有两段话我觉得尤其精彩，一段是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很不稳固。我们的社会正在飞速的发展着，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也在剧烈的变化着，而“当自我社会定位出现混乱，则价值观就不稳固，行为纲常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被催化。比如：当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官员同时认为自己是商人的时候。” ...
960 days ago
法国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学家基伍将其十四篇讲稿集成了册，出版了《欧洲文明史》一书，讲述了从罗马帝国落败到法国大革命之间，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 在谈到什么是文明的时候，基伍说， 文明应该有两个要素：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 他举了几个例子：有这样一些国家，他们的税收很少，人民生活得非常富庶，但是它几乎没有产生什么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进步。很多贵族共和国都是这样子的。这是文明吗？还有一些国家，生活可以温饱，也产生了一些宗教、道德和技术的发展，但奇怪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孕育出个人自由的观念，“ 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份真理，但任何人都不得为自己寻求真理 ”。大多数亚洲居民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文明吗？如果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人与人之间处处显示出个人自由的精神，但却是个混乱而横暴的帝国。欧洲的确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任何人如果不强有力，就会受压制、受苦和死亡。这是文明吗？或者还有这样一个民族，每个人都很自由，同时也很平等，每个人所作的事几乎正是他们愿意做的，权力的分工也极为公平，但他们很少有公共意见、社会交往，个人才能在身后不留下任何痕迹。原始社会大抵就是这样的。这是文明吗？ 在基伍看来，社会和个人共同的发展是文明的两个指针，缺一不可。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 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哪个是目标，哪个是手段。就是说，社会是为服务于个人而设的，还是个人是为服务于社会而生存的呢？ 我觉得这已经将文明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层次了，显然，西方人、东方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 同时，我还想起前天GRE的作文题目，文明的真正价值是艺术的成就还是科技的成就呢？我想， 科技成就和艺术成就或许恰恰就是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两个表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