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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ours ago
Dr.sc.pol.吴强 南都气候问题论述之一 在距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时间剩下不到两周的关键时刻，中国 政府抛出了第一份减排额度承诺，美国政府几乎同时也确认了17%的减排目标。至此，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两个态度尚不明朗，也是世界碳排放最多的两个大国终于 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尽管这一步还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环保组织和环保先进国家的要求，但是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的希望也由此跃进了一大步。 回 顾全球气候政治的发展，就是由无数类似的转折点构成，改变着人类社会对气候、生态和环境的认识，也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版图。细数这些历史节点，可以发现全球 气候政治的起源、性质和趋势，有利于所有关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公民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坚定行动的信心。 1962 ———美国女生物学家R achel 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与她稍早在《纽约客》连载发表的内容一道，引发了美国本土的极大争议，批评 矛头直接指向危害环境的化工巨头和其他利益集团。随着《寂静的春天》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本书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奠 定了随后暴风雨般来临的环境保护运动。 1968———欧洲大陆掀起了学生运动的“五月风暴”，虽然运动在翌年即告消退，但是在反越 战的动员下，欧洲整整一代的学生和青年卷进了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要求改变物质主义的发展和福利国家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在20世纪70年代演变成以环 境运动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 1972———厄尔尼诺大爆发，秘鲁外海的鳀鱼大幅减产，鱼粉饲料价格上扬，抬高全球大豆价格；同时中 美洲、西非、印度、澳洲、中国和苏联都面临干旱，北美的小麦价格空前上涨，全球出现空前的粮食短缺，苏联被迫使用宝贵的外汇大量进口小麦，中国和美国开始 历史性和解，冷战从内部开始解体。 同一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发表，引发爆炸性影响，世界陷入对高消耗、高消费、高排 放的增长模式的空前怀疑，任何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人类社会共同的危机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反思由此成为世界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议 题。当年底，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人类环境大会，会议现场的美国、日本和东道国瑞典是当时对环境保护态度最为积极的三个国家。 ...
1 days ago
（德国之声 http://www.deyinxiang.org/HTML/EconomyTechnology/Economy/2009/11/200911260750217687.shtml， 也适用中国） 一边是对经济回暖的预期，一边是对过早乐观的警告。最近，持不同政见的德国经济学者们纷纷发表对这场经济危机的秋季预测。斯蒂芬·弗兰克（Stefan Frank），作为“悲观”经济学家的代表，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新闻节目《每日新闻》（Tagesschau）采访时表示，德国的整体经济增 长还将回落5个百分点。而政府目前推行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对经济复兴将毫无益处。 斯蒂芬·弗兰克被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为左翼经济类月刊《精确》（Konkret）中最聪明的作者、政治学家和时政评论员。在他的经济评论中，弗兰克将矛头直指凯恩斯主义追随者鼓动推行的经济方针。针对今年德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复兴计划，弗兰克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政府应该停止这样无谓地拿钱打水漂”。今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开始实 行“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这带来了德国国民经济在第二季度的小幅增长。但弗兰克认为，这一举动无疑是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这对德国经济走出困境并无益 处。在他看来，泡沫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人们要重新建立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消费理念，不能再延续无休止的负债消费。政府目前推行的这个政 策只会减慢这个转变的过程，把还能行驶的汽车送到报废场；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只是意味着通过购买新车进入了新一轮的负债消费。“这绝对不是在提高、而恰 恰是在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弗兰克在接受ARD新闻节目采访时这样说。 此外，德国政府在不久前宣布了一项高达500亿欧元的拨款，试图挽救德国第二大商业地产借贷机构、地产融资抵押银行Hypo Real Estate（HRE）。政府还意外的承诺，它将为所有私人储蓄账户提供担保。德国总理默克尔给出的理由是“决不允许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拖垮整个金融体系 甚至国家经济。”在弗兰克看来，这一举动也并非明智之举。“国家接管这类银行，就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支出。这些资金的支出只是出于责任，而并不能产生新的价 值。在HRE银行的案例中，政府成为了它的破产代理人。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没有任何潜在的收益，反而增加了不少不可估计的风险。” ...
3 days ago
（今日南都社论 ） 一个期盼已久的决定终于做出，温家宝总理今天宣布了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决定：中国政府承诺在 2020 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至 2005 年排放量 40-45% ，这一目标将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约束。无疑，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宣示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得分，也有助于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取得成功。 不过，这一主张并不是一个“自主性决定”。世界气候政治的潮流浩浩荡荡，非到最后一刻，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特别是中国外交和内政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不奇怪，在气候政治议题上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落差早已有之，不仅外交部门、气候和环境专家、国际政治学界存在着认知差距，而且民间、知识分子和经济界亦然，甚至可以追溯到 1972 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第一次气候会议。外交学院的老教授宫少朋先生日前回忆到，当时，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政府拟出的代表团名单多为工程师，被会议组织者婉拒；再拟，派出一批医生，再拒；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干预，最后以计委的干部代表成行。 今天，认知的落差并没有消除。全民对气候变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单纯科学主义的层次，以为气候变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说服力存疑的科学假说，更无法通过亲身体验予以证实。学界与政府决策机构对全球气候政治的认识也停留在经济发展、历史责任和国家主权等关联议题，对气候政治所蕴含的全球政治格局调整和减碳经济所意味的内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调整懵然不察。 于是，我们看到，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日益迫近，一方面欧洲政客四处游说，法国气候特使也于 26 日飞抵北京，多家国际组织密集组织气候变化讨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明确表示支持减排立场，丹麦首相决然声称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准备“ B 方案”；另一方面，中原大地再次陷入连日的尘雾之中，相关政府部门和智库仍然纠缠于排放的历史责任问题，寄希望美国的保守立场，抱着哥本哈根会议流产的心态，仿佛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会突然坏掉。 这样的鸵鸟心态既脱离世界气候政治潮流太远，也无助于中国承担“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与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应尽的责任，所以，有必要重新认识全球气候政治的若干基本问题。 ...
7 days ago
社运十年来，中国的社运样式已经随城市规模和政治形态发生了分化，而且到目前为止相当的稳定，即小城市（包括县城、地级市和三线城市）社运通常以街头激烈抗争的形式爆发，比如浙江丽水污染、贵州瓮安俯卧撑、湖北石首抢尸、江苏吴江抗议垃圾焚烧厂等等，而大城市的社运通常较有组织，酝酿期长，最后通常以大规模和平示威的方式表达，如厦门反PX，上海反磁悬浮、广州反垃圾焚烧厂。 想想昨天乌有之乡的一些访民听众拒绝融入或参与公民社会，动辄采取激烈手段，固然可敬，却也忽视了一个建设性选项。而当局，则以同样手法对待，更无视社会发展。
7 days ago
下午到乌有之乡演讲，抱着对乌有之乡的好奇而去，大谈欧洲左派政治，不曾想，听众居然是一帮乌合之众，一口一个国家，却连公民都不敢担当，害怕志愿者，害怕结社，害怕。。。。。。 分明是地道的极右民粹分子嘛。
